1932年2月，红军把赣州城围了起来。主张打的是周恩来，坚决反对的是毛泽东——那时毛泽东刚被排挤出红军领导层，话没什么分量，只留下一句判断：赣州三面环水，城内守军很多，红军没有重炮，盲目攻城等于自取灭亡。

围城三十三天，城墙纹丝不动，红军自己反倒陷进了敌人的包围。危急关头，是病中的毛泽东赶到前线，启用董振堂的红五军团解了围。

主张攻城的是上级，救场的是那个被撤下去的人。此后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态度变了——他在毛泽东身上看到了一样东西，而那样东西，值得他后来把位置一让再让。

赣州城下的三十三天，把两个人的判断分出了高下

周恩来赞成打赣州，不是他自己拍脑袋想出来的主意。1931年底，上海的党中央被顾顺章叛变几乎打散，他转进江西中央苏区，接过苏区中央局书记的位子，主持全面工作，成了毛泽东的上级。

这个位子带来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执行临时中央"首取赣州、迫吉安"的命令。那时候中央的调子是进攻路线，红军该去打大城市。谁提异议，谁就是右倾。

毛泽东偏偏提了异议。他说得很具体：赣州是重镇，三面环水，城里国民党守军不少，红军手上没有重炮，没有攻坚的家伙，硬冲上去就是送。

毛泽东反对盲目攻赣，主张避开坚城、另择方向，根据敌我实际，选择更有利的作战方向。

这套话在当时听着很难听。前面的赣南会议刚把毛泽东批了个遍，狭隘的经验论一顶帽子扣着。所以他说不打，很多人听成的是信心不足、消极怠工。

然后战局说话了。2月4日围城，3月7日撤围，中间整整三十三天。

城没拿下来，敌人的增援部队反倒围了上来。中央革委会派项英去请毛泽东出山，他带病赶到前线，把董振堂的红五军团调上来，才把队伍从口袋里捞了出来。

一次失利可以说是运气不好。可紧接着还有第二次，方向正好相反。

赣州撤围之后，毛泽东摸清了闽西国民党兵力空虚的底细，主张换个方向打，转攻龙岩，直下漳、泉。这一次周恩来接受了他的建议，把中路军改称东路军，向闽西进军。4月10日拿下龙岩，十天之后打进漳州，缴获大批军用物资，战果比出发前预想的大得多。

三十三天打不动一座城，十天连下两城。同一个人，两次判断，一次被战局证伪，一次被战局证实。中间隔着的不是运气差别，是对情况的掌握程度不一样。

周恩来是带过队伍、主持过南昌起义的人，这笔账他算得明白。正是在赣州前后，他在毛泽东身上看到了一项特质——洞悉全局，看问题能抓住本质。此役之后，他提议由毛泽东再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；也正是由于他的坚持，毛泽东第二次拿回了军权。

那一项特质，是一个乡一个乡走出来的

洞悉全局这四个字，容易被写成天生的直觉。可毛泽东自己讲得很实在，他靠的是一套很笨的办法。

1930年5月，他在《反对本本主义》里写下那句后来人人都会背的话：没有调查，没有发言权。

同一篇里还有一句更狠的——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，而不在它的先头。他反复强调，判断必须建立在调查研究之上，先摸清楚，再开口。

他也确实是这么干的。在中央苏区那几年，他写下了《寻乌调查》《长冈乡调查》《才溪乡调查》。

通过《寻乌调查》《长冈乡调查》《才溪乡调查》了解实际情况，他得出的结论也不玄：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，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。

把这套东西放回赣州城下，就一点都不神秘了。三面环水、守军很多、我们没有重炮，这三句里没有一个字是推演出来的，全是能被查证的实情。

摸清了地形，摸清了敌我家底，再往下推能不能打，答案自然就出来了。

抓本质也是同一个逻辑。红军当时最要紧的问题不是拿下哪座城，而是怎么保住有生力量、怎么把根据地一圈圈铺开。所以他反对硬攻坚城，主张往敌人弱的地方走。什么是主要矛盾，什么是次要矛盾，先分清，再动手。

这套办法在那个时候是要付代价的。赣南会议给它定的性是狭隘的经验论，连他主张的分田办法"抽多补少、抽肥补瘦"，也被扣上富农路线。到了1933年，临时中央又反起罗明路线，矛头实际对着的还是他。

一边是从各个乡村里问出来的实情，一边是从本本上搬下来的路线。前者一次次被战局证明可靠，后者一次次让部队付出人命。周恩来是全程盯着战局的人，哪一边的判断经得起打，他心里越来越清楚。

其实早在1929年，他就已经站过一次队。为解决红四军前委和军委关系的争论，他审定了那封九月来信，明确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，绝对不能动摇。以这封信为基础开的古田会议，把毛泽东对红四军的领导重新确立了起来。所以赣州不是起点，赣州只是让这份认可从组织判断，变成了对一套工作方法的信服。

从两种方案到让出军委主席

信服要怎么证明？看动作。

第一个动作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。临时中央和后方苏区中央局咬死不放，非要撤掉毛泽东的军职。周恩来一而再、再而三地申诉，说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，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，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供献不少意见。他还摆出两个方案：一种是由他负主持战争全责，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；另一种是毛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，他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。

第二个方案是什么意思，看得很明白——那是主动把指挥权交出去，自己退到监督的位置上。这话是当时中央苏区的一把手说的。最后他没能保住毛泽东的军权，中央局根据临时中央来电，还是把人调回了后方。

第二个动作在1934年。长征出发前研究留人名单，中央对毛泽东的去留有过争论，是周恩来竭力坚持，毛泽东才得以随队走。这一条如今看着轻描淡写，放回当时却是保住了一条最关键的通道。

然后是湘江。1934年11月到12月，中央红军从八万六千人锐减到三万余人，减员三分之二。一支队伍被打掉了三分之二，还得继续往前走，往哪里走就成了要命的问题。

12月12日通道会议，讨论毛泽东转兵贵州的建议，多数人同意。12月18日黎平会议，周恩来亲自主持，会议通过《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》，彻底放弃去湘西会师的原计划，改向黔北。李德看到决定的译文，火了，跟周恩来激烈争吵起来，向来沉稳的周恩来拍了桌子。

12月31日到1935年1月1日的猴场会议，又往前推了一步：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地点的选择，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。这一条实际上把博古、李德的指挥权拿掉了。

一个多月，三次会议，一步一步。等到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开场，周恩来作副报告，检讨军事指挥上的失误，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，全力推举他领导红军。杨尚昆说得直白：恩来同志不计个人得失，以他的地位和声望，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。

让位的动作还在继续。1935年3月，成立前敌司令部，毛泽东任政委。当年11月陕北下寺湾会议上，张闻天推荐毛泽东任军委主席，王稼祥推荐的是周恩来——是周恩来自己坚持让毛泽东任主席，他和彭德怀任副手。军事领导格局从"周负责、毛帮助"，就此换成了"毛负责、周帮助"。

从中央苏区的一把手，到军委副主席，一路都是他自己往下让。让的理由不在私交，在赣州城下三十三天没啃动的那道城墙，在湘江战役后从8.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、减员达三分之二的惨重代价。他心悦诚服的，就是毛泽东那份洞悉全局、看问题能抓住本质的本事——而这份本事，是一个乡一个乡问出来、一仗一仗打出来的。

三十多年后回头看这段，周恩来只说了一句：毛主席取得领导地位，是水到渠成。事实证明，在千军万马中毛主席的领导是正确的。

参考资料：

周恩来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特殊贡献.人民网-周恩来纪念网

揭秘：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党内地位在哪场战役中逆转？.人民网-周恩来纪念网

揭秘：哪场战役是毛泽东与周恩来合作的历史起点.新华网（新浪军事转载）

周恩来在军事理论和实践上的独特贡献.人民网-周恩来纪念网

猴场会议：伟大转折的前夜.中国共产党新闻网.2025-01-13